我的老爸，八十有八，在党六十八年，住建局退休老干，名李松永。近日我在中里刊写了篇《老爸喜欢的确凉》、又发了个朋友圈，推介老爸在党六十八年，荣获纪念章一事，引来了一批新老朋友的关注，更为特别的是引发了他老人家孙辈的热情，总问一些原本他们“不在意”的事，我想，我得多写一点我的老爸了，刚好，老爸也有话要说。

一、家运随着国运起。我不止一次地问老爸，我们老家在哪里?老爸说， 我也搞不清。这不是我老爸糊涂了，他对我说，到解放前，他知道的家就搬了二次，之前在什么地方，因年纪小，记不起了。他说搬家都是为了生存，这种贫穷你们是无法体会的。

日本鬼子毁我家：老爸讲：第一次搬家是从金田的亚甲堂搬出。1944年9月，日本人来了，我们三爷崽在收割稻谷时被抓，只有大哥担谷回去，侥幸躲过一劫。我们被关在磺壁堂楼上，关的时间最长的人是你二伯父，他关了15天，你公公关了12天，我关了3天就自己跑了。一个日本鬼子，打了我三个耳光，强行叫我为一小队长按摩，第三天，看我年纪小，带我外出打捞，他们要我抓鸡。到了下花塘，这里的山我很熟，我赶着一只鸡进了山，自己跑了。日本鬼子当时抢走了我们一部分谷子，余下的你大伯父请人一起收了。因怕日本人来抓，工价也高，地主又要全租，收割下来的稻谷，抵不上租金，地主就将原来80块光洋的押金抵了租，就不再租田给我家了，只好搬到离亚甲堂不远的柞树弯，这里还有一块小田是自己家的。

在柞树弯，大哥在无锡电信有了工作，我们家又租了田，也打算在这安家了，还看了房子，想买下来，但是去谈时，遇恶狗，你公公就说阳计不好，没有买了。到贺甲庄借了一条母猪，想下一窝猪崽仔，卖后赚点钱还账，可母猪刚下了崽，就被老虎呷了，余下两只小猪崽，也饿死了，又得赔人家钱。国民党还来抽壮丁，三抽一，五抽二，我家冒去人，年年得交优待费，这样自己薄田也卖了，家里又欠账了。地主的田也不租给我家了，只好再次搬家。

族人墓庐成我家：1947年搬到万甲冲。其实这是一次族人的扶贫行动，家中十几号人，没有田，没有地，还没有房子，生活极其困苦。本来你公公，一向重视读书，家里穷得实在没有办法了，便中断了我的学业。你爷爷奶奶人缘好，我们三兄弟都读了书，只有我少读一点。这种情况下，族人们就将万介冲五十石谷族田，不收押金，租给了我家耕种，还将光都公行的墓庐给我家住，万介冲空气好是好，但不宜居。地方太阴了，黄鼠狼等野物多，养只鸡都养不成。期间，我们全家做长工打短工，以人工换牛力，到街上开客栈，做纸烟，想尽了一切办法，努力还债。可到解放，还欠下十多担谷的债。

革命者四海为家：1948年大哥无锡辞职回来了，这下急死了你的公公，好好地工作不做，回来做闲人，还四处“游荡”，就是不干“正事”，时不时还带上三五个人回家来，你奶奶也抱怨他，倒是你二伯爷会帮着说上几句。慢慢地，我知道大哥是地下党，他们在闹革命。1949年迎解放，全家革命跟党走，大哥北去，我进了征粮队，不久二哥去了耒阳公安系统，从此革命不回头。你三个姑姑也陆续参加工作，离开了双峰，我在本县，工作在哪里，家就安在哪里。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大伯父北上革命，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多次问老爸，他可不愿多讲。他只告诉我：你大伯爷在湘乡三区工作，做了三天派出所所长，组织就调走了。我只好找到了远在澳大利亚的堂姐，她在微信群中是这样回的，“应该是1949年已去无锡工业学校学习电力，紧接着1950年就被调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作，在电力局（或者当时叫燃料局），当时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是高岗。后来朱镕基同志也从清华大学毕业来到父亲所在的东北人民政府电力局工作 ，那时就成为了同事，他们曾在一个支部。后来大约是在1952年，国家开始设立部委，需要干部，父亲就被调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是在计委的燃料局，当时计委主任应该是李富春。朱镕基同志好像也是差不多时间调到计委。父亲主要是参与全国的水利电力工程计划工作。1953年后有几年，有苏联专家到计委一起工作，父亲还有跟他们的留影。在计委一直工作到1958年。因中央决定对全国分几大片设立中央的派出机构，父亲就先是调到武汉，成立华中协作区，后于1960年调到广州参与筹建并成立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一直在中南局计委水利电力局工作，历任科长、处长。“文革”时期中央决定取消全国的几大局，中南局的干部全部去了“五七”干校。“

“后来落实政策回城，他觉得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太好，为了方便，所以就去了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副院长，除工作外，也是方便养病。在这里工作到离休。期间，朱镕基同志到广州视察工作，还会问到父亲，父亲生前享受的是副厅级。”

我跟老爸讲了上述情况，老爸说，讲果滴事，现在冇得多大的意义了，你只看到你大伯父，你更该讲讲大姑，她正师级退休，收入是我的好几倍。现在你们划好了，细银叽划争气，安家在重庆、北京、广州，或大或小都有了自己的房子，果样的好日子，划是托党的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我们家的幸福生活，要告诉滴细银叽，不忘党恩，跟党走！家运从来随国运，没有国哪有家？只有国家强大了才会过上好日子。

这就是我的老爸，一个党性极强的老党员！

二、 万亩森林一群人。我老爸说，工作了四十五年，细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多少贡献，组织给予的也不少，评了好多次的先进、无数次优秀党员，要说成绩嘛，最突出的还是那万亩森林和那一群人。

万亩林：1961年，我调到了梓田公社，在那里工作了八个年头，你妈也在一个公社，你就是在梓田生的。我先任团委书记，后任党委委员，分管宣传。在这里除一些日常工作，真正能惠及后人的只有那一片杉木林。那时为落实省委书记张平化的指示，我们重点抓了紫峰山杉木林基地，种了一万多亩杉木，成活率很高，第二年还补了苗，长势喜人，能够褔泽后人。当时书记周平元管一块，我管一块，但后来我和周平元书记都下放劳动了，后任几人就因林业工作成绩提拔当上了区委书记，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我为了验证老爸讲的万亩杉木林，我查了县志。据县志记载：1965年冬，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率省、市、县负责人170余人，亲临紫峰山杉木林基地视察指导，肯定基地造林经验，号召全省推广。看来老爸所说，还真是这么一回事。难怪，我姐姐结婚的时候，需要做几件家具，那时木料真的不好找，不知如何联系，老爸硬是从紫峰山买回了木材，我记得那个送树的人说，树都是李党委带我们种的，别说买，自己要用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你自己亲手种的树，也是这好几百倍。不过老爸硬是付了钱！我想如果没有好的群众基础，离开了十几年，怕是没有人理你了。

2018年，听说紫峰装了风电，老爸想去看，我陪老爸重上紫云峰。一路走来，老爸看到风车，看到山上的林木，脸上露出了笑容！可惜的是，老爸走近曾经熟悉的地方，寻找旧时的朋友，他们都作古了，此为后话。

一群人：老爸讲，1968年，我调县征兵办，不久我又服从安排，于1969年调十竹公社，还如以前一样任宣传委员。那时是坐一个点，管一个片，我在双合大队一干就是十年，在公社分管文教卫，我极力推进学校建设，做到了大队设点读书，普及小学教育，每个片办一个初中，公社办高中。当时办高中，班子有不同意见，我坚持办，老师没有底气，我为他们打气。几年下来，正好赶上恢复高考，从而创造了一个“十竹现象”使一群人跳出了农门。            

说到这里，老爸异常开心，说那时有个班，47个人，考起了27个。我知道，那时在吴湾区，十竹的教学是最好的，比印塘、东华都要好得不知道多少倍。我也知道那时银行里，县里多个单位有好多的十竹人。近日，我印证老爸的话，我找了李绍求老师，本想要他组织一下，将原来的那班老师聚一下，李老师说，聚不起了，死了几个、病了几个，有的跟小孩住去了。不过谈到那个岁月，绍求老师也是一展笑容，很自豪地说，那是个奇迹，出了那么多人，了不得。当时我们还只想办个五七农校，是李党委力排众议，实行普高教学，师资不够，重任有知识的人。那时全社有32个民办教师，都是全社统一报酬，这些都是李党委的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还很为他担心的，但事实证明，他对了，产生了“十竹现象”。可惜这种现象，只是民间的一个传说，没有史料记载，但实实在在让后人受了益。于是我想起了，老爸离开十竹时，那无数的“礼品”，那种荣光，那种自豪！

近日偶遇陈建兵，他大我几岁，是兄长，其父是那个时代十竹公社的组织委员，可惜没等到“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就离开了我们。在交谈中，他历数了一长串的名字，都是那个时候跳出农门的学子，但我真认识不了几个。他肯定地说，那个时候十竹在全县农村中学中是很有名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小富中学。

三、 莫问收获只耕耘。我无数次地想着，我爸为什么就不是离休干部?为什么五十年代初期，省团委培训的干部，到了九十年代退休，还只是一个股级干部?但我真不好意思去问我的老爸，我怕撕裂他心中的伤痛！

从点点滴滴的交流中，老爸告诉我，他说：1949年10月1日前我就参加了革命，之前是跟大哥做一些通讯的工作，后来大哥去了东北，我就参加了征粮队，哪个时候没有什么档案的，也无去查对了，所以组织上确定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

老爸讲，工作几十年，不要看职务有多高，要看他有多少加号，有多少减号。我工作四十五年，没有减号，只有遗憾！我的加号也不多，还是那一片森林一群人，遗憾就是这一片蓝天，这方山水。

老爸讲，参加完土改，1951年9月到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尽管我水平不高，但在那个年代，也算是有文化的人，后来到十一区，我还是做团的工作。1954年我到省团委培训班学习，当时是作为培养对象的，也许正是这个学习，中断了职务的上升。在培训班，我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学习了《矛盾论》《实践论》，这样使我对后来的大跃进有了一些个人的想法，对放卫星，搞形式主义持不同观点，总认为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去我们的工作目标，这样自然得不到重任了；为此我还进了党校，在个别谈话时，班主任讲我摆老资格，跟不上形势，我回答说“我讲忠于党，忠于人民”。

为了核实老爸所讲，我又打开了县志。《双峰县志》第三百八十六页上记载：“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湘乡县委在境内帮助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发展少数团员，但未建立组织。1952年5月建设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峰县工作委员会，南下干部郭增臣任书记------”这与我老爸所说不一致，我爸说：他在1951年双峰县成立时就分在一区，做青年工作。9月调入了县青年工作委员会，11月到十一区也搞青年工作。1954年入党任团副书记，送省团校学习。1956年调回县团委工作任组织部长。青年工作委员会，团委等，都要是各个时期的称号不同，工作性质是一样的，第一次到县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时，工作地点在现在的党校，负责人是张权伦，有十多个人上班，我分管学校工作。老爸说，县志上写的错了，你要去告诉他们，双峰县的青年工作，与立县同步，不是到1952年5月，为此我书面向县团委做了汇报。

​ 老爸讲，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科级干部”。修三线铁路时，我县去了好多劳动力参加三线建设。当时是成建制的去，参加三线建设肯定是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人就不想去，让我去了，我当“营长”，这是我最大的职务！只不过是临时的，回来后，我还是做原来的职务、做原来的工作。

改革开放后，老爸又到了县里，老爸讲，在环境保护局工作，对于环境保护局自身的建设是做出贡献的。当时也有机会进班子，但因为我不争、不跑，结果就只当了个股长。我总想守护一片蓝天，一方山水，为双峰的环境保护作贡献，由于当时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对于环境的影响太大，在环境保护上我个人的力量根本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遗憾。

我听老爸讲，在退休前几年，县里多次抽调参他与干部考察，我想，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是他的忠诚，是他对于原则的坚守，赢得了组织的信任。

老爸讲，职务说明不了什么，我比大哥要好，大哥北上革命，上至国家计委，两与朱镕基共事，是国家电力建设的开荒牛，其结果是家乡人民都忘记了他，“老区史”，什么“名人两百人”，都没有他的号。可是朱镕基总理没有放下他，曾在广东省考察期间，寻找他，可是你伯父却只是回一句：无脸见总理，莫添总理乱。这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

我也问到老爸，还有什么感觉不足的吗？老爸说，工资还是低了点，才四千多一点，依目前的消费水平，生活还得靠崽女，这不是我想要的。

四、 红色基因有传承。老爸话不为多，守得住一份寂寞，却牵挂着自己的儿孙，关心着国家的大事，期望着祖国的强大。那一年，远在北京的孙女，当了一个党小组长，他老人家听到后，硬是高兴了好一阵子。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老爸也特别关注党建工作，常叨唠着国家大事。前些日子，于父亲节前我发表了《老爸喜欢的确凉》引来了一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尤其是孙辈们，总是关心爷爷《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一个个要求我做好“颁奖记者”，记录下这一光荣的时刻。

2021年6月30日早上七时，老爸就催我送他去单位开会。我告诉他还早，没有上班，他说，今天的会议很重要，误不得事。八时多一点，我送老爸到会场，老爸成了第一个签到的人。陆续到来的老党员，一个个像过节一样的高兴，他们十来个人，像是事前商量好了一样，都穿着白色的衬衣，佩戴着鲜红的党徽，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这是一群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啊！一群平常联系不多的老人啊！他们平常是不再讲究穿着的了，这种整齐划一的正装，相比到会的其他同志，是一个特写，他们无愧于“光荣在党五十年”，是我们党真正的财富，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将所见，通过微信，及时的在家族群中发布，群里不时发来感叹。他们看到那亮敞的会堂，高大的显示屏，功能完善的监控室，群里就询问：这是哪里?有点人民大会堂的感觉！这够高大上了！大双峰够气派！等等。看到了授章的情景，又是一阵尖叫，爷爷今天棍都不要了！爷爷的腰都直了！爷爷笑得好开心！

我看到这些，强忍热泪，孙辈的开心，众亲的欢呼，当然在于老爸的开心，但他们在乎这枚纪念章，这种在乎又何尝不是一种红色基因的传承?

谨以此文，献给光荣在党六十八年的老爸！

谨以此文，献给光荣在党五十年的老一辈革命者！

作者：李全红

责编：戴戈

来源：双峰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