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3日上午七点，双峰县城一如往常：早点店铺张罗着开张，路边有晨起载了新鲜蔬果摆摊的小贩，县城在行商坐贾的吆喝声中醒来。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三下乡”湖湘文化调研团队晨起出发，揣着馒头搭着颠簸的大巴一路奔赴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参观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并拜访了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主任、曾国藩故里管理处工会主席、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曾国藩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刘建海先生，以期了解曾国藩修身治学、治家治国的重要思想，并对曾氏家族十代传承背后传统文化的发展做有关调研。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坐落在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南部的荷叶镇的这座乡间侯府，因为是曾国藩意欲归隐田园、读礼吟诗的乡间侯府，体现了一个士大夫心灵深处的追求，这处宅院一如曾国藩的平正刚直、端庄素朴，大气而不显豪华，简朴而不失庄重。在简单了解整座建筑的形制和主要馆藏资料后，我们一行人径直前往研究会拜访刘建海老师。刘老师近年来的工作主要是收集整理曾国藩研究的相关资料并集结成刊物，他个人的兴趣也主要集中在对曾国藩家族的研究。

生于耕读之家，拔于流俗之世

双峰县荷叶镇白杨坪，风荷习习，风景秀丽；世代耕读，民风淳朴。自孟学迁湘乡之后，曾氏家族在这里扎根。1811年，曾国藩出生于此，传统的耕读之家培养出了传统的读书之人——曾国藩五岁开始启蒙，受学于庭，六岁进入私塾，拜陈雁门为师，七岁起他的父亲曾麟书亲自教习，其学习之心真正做到了读书人对于“求学”的执着与刻苦——“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在父亲对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起早贪黑，一时一刻也不松懈。此时的他，在大时代的影响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从《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发蒙读物念到《周礼》《仪礼》等儒家经典，还涉猎了《史记》《文选》等等。曾国藩23岁时（1834年），学习之路到达了一个关键节点，即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师从欧阳厚均。岳麓书院作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自宋代创立以来就以办学、学术文化闻名于世，曾国藩在这里系统地接受正统教育，结识了一大批良师益友，深受湖湘文化熏陶，这为其以后跻身翰林、与京师学者交流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书院的“经世致用”之学，更为他以后的道路指明了方向。

在采访中，刘建海老师几次提起：“曾国藩是学习、践行、维护传统文化的人格典范。”职位愈高，责任也随之加大，一家之风足以影响一乡之风。曾国藩曾有意采编辑录历代名臣大儒言论，分修身、齐家、治国三门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实现。但他在公务繁忙之际和戎马倥偬之余，提笔写下了一封又一封的家书，用他的心得经验，为兄弟子侄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与言行准则规范，最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规则的制定者，更是忠诚的践行者与维护者

1861年，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祁门县令听说他喜欢字画，特意送他一本王羲之的书法，是宋代淳化阁帖的祖本，异常珍贵。曾国藩虽然视其为稀世珍宝，爱不释手，却仍然退还县令，并在日记中认真记下八字：“世间尤物，不敢妄取。”他以儒家标准修身立世，并且时刻以圣人的准则要求自己。

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采访过程中，刘建海老师为我们完整地梳理了曾国藩一生的治学为人之道。随着个人成长，他的思想存在一个逐渐补充、以臻完善的过程，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中“文正一生凡三变”一句统摄性地指出了他风雨半生的思想迭变。从儒到法到道，他始终将学问与修身紧紧联系在一起，传统儒家思想对他修身治学的影响更是一以贯之。

作为曾国藩一生价值取向的重要来源，传统儒家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主要发生在进京以后，在此前曾国藩更多是一个通读八股精通应试的科举人才。在京城广泛的读书冶游使得他的视野和人生价值都发生了重要的蜕变。在家书中他写道：“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以切实有效的实践为纲可以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正是这样的路径指引曾国藩立下了做“圣人”、做“完人”的人生志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会在深夜自我叩问：怎样才能做到自我完善？我们时刻怀疑：在目前这个框架里，一个忠诚于自我完善的人应当向何处找寻。这种困惑和犹疑、对人生苦闷的探寻在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历程中并非罕见。

刘老师也说，他特别希望当代的青年人中有人愿意了解曾国藩，并怀抱这种具有历史感的同情，对他的治学为人、治家治国有真正洞察的领会。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个在自我完善的行为上有极高要求的人，对于生命的热情、对普通个体的关怀都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滋养。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命体验中并不罕见。《桑榆忆往》一书的口述部分中，南大程千帆教授也曾不乏深情地说，他一生多灾多难，之所以未曾沉沦，原因正在于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深厚感情。

此外，儒家思想对曾国藩为人的影响还集中体现在“以和为贵”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中：他并不像要求自己那样去约束他人。陈力祥在《王船山礼宜乐和的和谐社会理想：以礼之调试为中心》中提到：“先秦时代，和谐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内圣之德（通过内圣以实现人之内心世界的和谐），通过内圣而外王（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从而实现德治为先的和谐社会。”这种“和谐”、这种对人本身的关怀和谅解在儒家文化中时时可见，他们说“仁者，人也”，说“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儒家文化的精神气质在曾国藩的处世待人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在修身与治国之间

曾国藩作为中兴名臣，功业卓著。他是满清的勋高柱石，在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动荡年代，他凭一己之力扛下了内外变乱的汹涌浪潮，使得满清得以苟延残喘。他是封建王朝落日下最耀眼最辉煌，同时也是最后的余晖。诚然，他出身进士，家风严谨门楣高贵，他官居一品身领侯爵地位尊崇，他被视作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圣人完人为后世敬仰。只可惜他的富贵功名不过是过眼云烟，太平军平定了革命军怎么平定？捻军瓦解了八国联军如何瓦解？这是千疮百孔的江山，生长于其间的曾圣人也无力回天。

以曾国藩的明智，他又怎么会对这点一无所知。正如他所言“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不怨不尤、坦坦荡荡，功名利禄失之不忧，得之不喜，方才是为人处世的正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既然名爵利禄难以传之子孙，索性放下执着，抛开苦恼。曾国藩把自己的高风亮节融入治家之道，曾氏的家风家训流传后世，他也就以此实现了自己的不朽。

齐家始于修身。古人有言曰“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又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方为君子。曾国藩的治家品格也经过了许多磨炼。在富厚堂的左侧有一处较偏僻的房屋，屋门前高悬“无慢室”三个大字。何为“无慢”？《论语·尧曰》“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要尊五美屏四恶方可从政，泰而不骄是五美的要求，做事不怠慢，始终保持敬重之心自然是泰而不骄的核心。曾国藩二十八岁高中进士，在十年之内即位列侍郎官位，作为青年才俊，官场新贵，难免恃才傲物心浮气躁。曾国藩虽然初至北京，但是在一开始的几年内曾与同僚发生多次冲突。曾国藩与刑部主事郑小珊是同乡，某次因为意见不合而发生口角，曾国藩在日记当中记载自己“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当然是“完人”过去不为人知的一面。“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磨也”。无论曾国藩事后有多么后悔，造成的恶劣影响也不能挽回。

但是，曾国藩的朋友对他品格的完善起到了关键作用。陈源兖批评曾国藩“无处不着怠慢之气”而邵懿辰则说曾国藩“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和月食，改正了人们都会心生敬仰。曾国藩痛定思痛，决心革除自身的弊病。而“无慢室”就是他成长的里程碑，这里既记载着他的过失，也昭示着他的品格。能够在人生的历程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也是曾国藩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在与友人的交往中不断突破自身，故而他也把这种要求进步的迫切心情加诸自己的兄弟。曾国藩作为兄长，常年在外做官，但他从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多次寄钱回家，接济乡亲，同时也多次去信，给家族的子弟予以指导，要求他们谨守耕读的家风。他曾说“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勤俭质朴之风，可见一斑。

对于曾国藩而言，齐家带来的安宁平和，是一种可以长久保持的成果。八本堂过厅背面照壁上曾国藩亲书的“肃雍和鸣”匾至今仍在向后世诉说：“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恭敬谦和的态度会被先祖接受，同时也是人际交往的沟通原则，这说明家风也能润泽世风，齐家也可以反哺治国、治天下的事业。

“以曾国藩为切入口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感受文化滋润人的力量。”

“研究曾国藩以后，我最大的收获在于通过不断阅读，从内心深处改变，与人相处从容淡定，曾国藩终其一生告诉我们此路可通，以其个人行径指明此路可行。”

“我觉得这是我的情怀所在，我也乐在其中。”

​刘老师从曾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谈到其治国、齐家之路，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曾国藩的同时也学习到了很多人生道理，我们的富厚堂之路，不虚此行。

作者：李乐乐 张甜 张千帆 杨宇曈 张义和 刘冰冰 胡馨月 刘越 李子涵

责编：戴戈

来源：双峰县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