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发配到离县城八、九里外的县酒厂当机修工。大约在我八九岁那年的暑假，母亲第一次带我去父亲厂里玩，母亲为了省两毛钱的车费，从来都是抄小路步行。我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刚过万福亭，就喊脚痛。母亲说过了茅坪，前面就是犁头嘴，那里有条大河，还有条渡船，坐渡船过了河，就是酒厂，就能见到爸爸了。我一听有船坐，便不喊脚痛了，还一路小跑走到了母亲前面。

    母亲带我去过几次后，我便常常在星期天里自己一个人走路去看一个月才回家休一次轮休假的父亲，去看车间里那些轰鸣的机器，更想去坐一回渡船。

    摆渡的是一对年半过半百的夫妻，带着他们那个六、七岁的满崽吃住在船上。为来往过河人操桨驾船的是被母亲唤作“四娘”的女人，四娘壮实的身躯，古铜色的脸庞和膀子，整天有使不完的力气；那精瘦的四爷倒是吸着老旱烟，干咳着，或烧茶煮饭，或哄着孩子，或接过过河人递过来的那枚两分硬币。

    我也将平时在街头捡回烟屁股剥开搓成烟丝卖给邻居肖大爷得来的用来买五味红姜、油炸麻花的那几个毫子里拿出枚两分的递给四爷，四娘见了，喊道：“他是酒厂龚师傅的崽，莫收他的。”“哦，是是，他娘带他来过几次。”四爷将那枚两分毫子还给我：“拿着，买粒糖吃”。以后我过河便不用给钱了。母亲说那是人家看你爸爸的面子上，酒厂附近的几个生产队水泵、碾米机什么的不管出了或大或小的毛病，都是请你爸爸给修好的，除了零件、材料，不另收一分钱。你爸爸是他们敬重的“专家”。其实，四爷四娘不单是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不收我的钱 ，他们对上了年纪的老者、近邻的乡亲也是不收钱的，对挑夫的货物也不额外收钱。

    渐渐的每次过河四爷四娘不仅不要我的钱，还要他们的满伢子喊我“哥哥”，还从船蓬里拿出个煨红薯或一捧炒山豆。在听他老爹边吸着老旱烟，边讲些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时候，渡船已不知不觉地到了对岸。

    两年后一个夏秋之交的日子，一场暴雨过后，一夜之间，我家对面人家紧贴河岸的吊脚楼离河面只有尺来高了。这天下午放学回家，巷子里好多人在议论，说昨天夜里涨大水时，犁头嘴的那只渡船被冲走了，掉下拦河坝，船上熟睡的老少三人都被淹死了。当时只听得母亲长叹一声“一次就是三条人命呀，好人命不长啊！”我站在吊脚楼上，望着浊浪滔滔的湄水河，狠狠的想，河呀河，你怎么就偏偏在半夜里涨水呀！

    几天后父亲回来说，四爷四娘他们出葬的那天，邻近几个大对的人都赶来为他们送行，办丧事时，酒厂的工人都三、五几元的凑了些钱送去，他们家太穷啊，可怜四爷四娘的那两个成了人住在岸上在家里挣工分的儿子，也就是满伢子的两个哥哥，他们哭肿了双眼，跪烂了双膝……

    从那以后，犁头嘴便没有了渡船，也从那时开始，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很少坐过渡船，直到几年前在公共频道做纪录片，拍摄《湘中古渡》时才走访了多处渡口。但童年时的那只渡船，却常常行驶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永远也抹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