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接见程潜时，特地提到湖南秘密电台的王钧，并对他大加赞扬。说“王钧同志在湖南和平解放中，功不可没”。
王钧，派名修礼，字谦六，杏子铺镇睦嘉堂人，1899年2月生。早年在长沙私立长郡中学读书，1920年21岁的王钧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供职北平交通部电政司。1926年调任汉口电报局测验员。12月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交通处处长，以其专业技术致力于军队无线电讯事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王钧辞去军职,重返电讯界，历任常德、宜昌、岳阳等地电报局长及上海国际电讯局、武汉无线电总台、长沙无线电台工程师。1940年，任湖南电政管理局总工程师兼工务课长。1944年，王钧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电讯联络专员,指挥调度前敌电讯交通。日军投降后，他奉令以专员身份率交通部第十二电讯总队接收侵湘日军电讯器材，并主持恢复湖南电报通讯。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沙电讯中心指挥局局长，直至长沙和平解放。
1949年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部署，着手策划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29军军长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和平起义。要完成这一重任，需要打通一条秘密红色通道，关键是要有一部自己人掌握的红色电台。经多方努力，四野的领导人终于通过中共湖南地下工委物色了一个最佳人选——王钧。
就在5月下旬的一天，四野战军司令员的机要秘书刘梦文派其助理张大平，持武汉电信局局长尤箕照、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祝秉珩（祝系王钧在上海交大的同学）两人的密函，专程赴湘，悄然来到长沙电信指挥局局长王钧家中，密商筹建秘密电台一事。张大平与王钧见面后，递上密函。王钧阅罢，不禁心中一愣：要在敌人眼皮下架设秘密无线电台，为四野与程潜沟通联络，谈何容易，与其说是使用电台，不如说是在敌人枪口下玩命，深感责任重大。但转念一想，这是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最好机会，也是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当即表示愿倾其一切，冒死也要做好这项工作。为确保机密，防止扩大知情范围，王钧越过局内课一级主管，直接召集可靠的报务股长罗良宣、机械股长彭谦吉密谋设台事宜。
长沙解放前夕，蒋介石虽败居台湾，但他仍想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尤对湖南控制最严，特务如警犬一样，密布在三湘大地。如何躲过敌人耳目，是最首要的任务。根据当时形势，他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决定采取遥控方式通报，即在彭谦吉所住宝南街保安里宿舍内，安装100瓦发讯机一部。收讯机及发报电键则以建无线电报监察台为名，装于局关祠第一村2号罗良宣私宅内。收发讯台不远，工作时可由电话联系。
6月2日，由装发讯机的宝南街到装发报电键的局关祠之间的发报遥控线架通了。当晚，王钧即用张大平从武汉带来的波长表及译电密码与在武汉的四野取得联系，正式开通了长沙通向武汉解放区的一条秘密无线电报联络电路。从此，双方约定每晚7至11时，作为双方秘密会晤时间。
为保证秘密电台的绝对安全，做到万无一失，王钧可谓费尽心思。他打通关系，在罗良宣住宅大门上贴了一张盖有长沙警备司令部关防的告示，告示称：“本部长官住宅，毋得滋扰!” 就是这10个醒目大字，让人避而远之，也蒙住一些特务的视线。同时，为进一步掩人耳目，王钧还让电台白天仍然发送商业及一般电报，使其很难引起敌人怀疑。
四野社会部在与长沙方面进行秘密联络后，于7月上旬，派司令员的机要秘书刘梦文秘密来到长沙，正式与程潜洽谈了湖南和平起义要事。所有电报都由张大平亲自交给王钧或直接从他手上取走，一连多日，从未出事。毛泽东主席就湖南和平解放后临时省政府的组成人选问题询问程潜意见一电，及金井和谈与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关于接受中共中央军委改编，宣布和平起义的通电等等，均是从这里拍发和传递的。敌人从未发现一点蛛丝马迹。特别是李明灏(遇刺未遂)事件发生后，王钧更加谨慎从事，并与家人完全断绝了联系，以防不测。
然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电台十分隐蔽，狡猾而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似乎闻到了什么，下令通知程潜来到他处，特意讲到电台之事，虽被程潜遮掩过去，但他并不甘心，暗中电令警备司令部和特务组织密切关注程潜的动静。
7月中旬，长沙如火炉一般，令人窒息。长沙警备司令部通讯科科长郭进，以夜间常有收发无线电报讯号为由，几次找过王钧，幸好智勇双全的王钧回答得天衣无缝。无奈之下的敌人又以正面攻势，直接追问王钧电信局是否有赤色收发。王钧又胸有成竹搪塞过去。疯狂的敌人仍不罢休，继续对电台进行侦察。
白崇禧见无成效，只好亲自上阵，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多次找到王钧要他交出电信局地下党员名单，并扬言要杀他。殊不知，早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王钧，镇定自若地回答：“白长官，电信局为技术机关，本人以技术治局，从不介入政治。我局里连国民党党员都没有几个，更谈不上什么地下党和地上党了。”同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局,亦写信恫吓王钧。
面对敌人的种种威胁,王钧毫不畏惧。白崇禧苦于手中拿不出证据，满腹怒火无处发泄，从牙缝中甩下一句：“小心撞在我枪口上。”他虽对王钧暂时作罢，但已经将他列为嫌疑对象，暗派特务盯梢，以限制他的自由。这些都没有将王钧难倒，他毅然巧妙地与敌人坚持战斗。
7月下旬，我四野大军步步逼近湖南，国民党已成惊弓之鸟。白崇禧悻悻退出长沙。临走前，他决定孤注一掷，严令王钧“即日将全部重要通讯器材，悉数装箱运往衡阳，来不及运走的，则就地予以爆破”。
王钧受令后，心急如焚，立即向地下党负责人通报。中共湖南省工委获讯后，当即立断，火速通知有关人员紧急行动。一面请王钧出面与敌人进行周旋，以稳定局面，赢得主动权；一面暗地将所有重要器材，彻夜运至小吴门、水陆洲及河西咸家湖等处藏匿，而将报废了的各种破烂器材装入箱内，用铁皮钳紧，贴上封条，以假乱真。
果然不出所料。7月29日，12辆道奇大卡车和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兵，耀武扬威地开进电信局，将数十箱他们以为的贵重器材，全部装车运走。当车抵衡阳后，白崇禧迫不及待地下令开箱检查，打开一看，全是废电池和破电话机。白崇禧不由火冒三丈，一边急电陈明仁逮捕王钧，一边打电话给留守长沙的警备司令部，要他们派50名士兵，速将王钧押往衡阳以军法治罪。蒙在鼓中的白崇禧，此时根本不知道陈明仁已与程潜率部正准备起义了。
1949年8月4日凌晨5点，东方刚出现微光。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经王钧所建的秘密电台，最后一次与四野领导人取得联系，连夜派员赴春华山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省城，正式宣布湖南和平解放。长沙至武汉有线电路于8月14日恢复。王钧所建的秘密电台也胜利完成这一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钧被安排在省邮电部门工作，任主管电信的总工程师，人们只知他为电信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是他与湖南和平起义中的一部秘密电台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王钧为湖南省第一届政协委员。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工作环境，在“文革”初期，曾受到无情冲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昭雪，继续任原职，直到1982年6月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