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是专职外交官，但他的外交思想却和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活动一样，不仅在当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曾国藩其人其事，见仁见智，评价悬殊，本文从外交这个角度来探讨曾国藩何许人也。

一  四字外交方针

        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有四个字，即诚、信、争、和。按曾国藩的说法，“诚”就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因为“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① “信”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之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争”呢，——对于外国人超越或违背条约规定的行为，曾国藩主张“据理力争”。“和”就是与列强保持和好关系。晚清外交基本国策是“外敦和睦”，于1861年由首席军机大臣奕制订，经咸丰皇帝批准执行，又由慈禧太后贯彻始终。当然，任何臣工在外交方面的方针、路线，都必须服从这一决策，曾国藩不会例外。而曾国藩从主、客观形势的分析，也认定和为贵。
       “诚”、“信”、“争”、“和”分别是曾国藩外交方针的组成部份，而不是独立存在的。其中“诚”、“信”与“和”是协调统一的，而“争”与“和”则显然互相矛盾对立。不过，在曾国藩的外交方针里，“争”是局部的，“和”是全局的；“争”是说理之事，是文争，遇到帝国主义蛮横无理，以武力相威胁时，“据理力争”往往难以坚持。正如曾国藩在其书信中所说：“近日关于夷务者，初则壮于颜，后则缄其口，牵一发而全神俱动，往往不克自伸。”曾国藩的悲叹，使人想起一句老话：“弱国无外交”。
        但是，“初则壮于颜，后则缄其口”的情况似乎属于一般性的交涉，对于原则问题，曾国藩主张力争到底。同治六年十一月，他在《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摺》中，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岱：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多么坚定!多么剀切!应该充分肯定，曾国藩的这些见解，体现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尤其不惜为此而“决裂”，而“动兵”，“中无所惧，后无可悔”，这种凛然的正气，无畏的精神，值得正视。曾国藩屡次反对“借夷助剿”；反对把中国的海军大权交给英国侵略者，坚决主张退回“阿斯本舰队”，都是坚持原则的体现。人们对曾国藩常用“软弱”、“妥协”、“媚外”、“投降”、“卖国”等责骂之词，未免失之偏颇。
        在同一篇奏折里，曾国藩对外国使节要求清朝皇帝接见，清廷向外派遣使臣和外国人要求开拓传教等问题，提出了灵活处理的意见。中国是个老大帝国，几千年来，邻国使臣来见中国皇帝，都是以藩屑臣工身份，来朝觐进贡，要跪拜三呼“万岁”。如今西方列强岂肯兴这一套!说来可笑，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而头脑僵化的清廷上下，仍然放不下“华夏独尊，天朝至上”的架子，以为外国人不行朝觐礼，就大失体统，有损国威。曾国藩指出，可以象道光、咸丰年间对待英、法、美三国那样，仿康熙皇帝召见俄国使臣之例，  “以敌国之礼待之，……而不必强以所难”。这就卸下了一个不该存在的包袱，解决了一道外交“难题”。向既已通好、彼此往来的国家派遣使臣，清廷既怕使臣辱命，又恐费用浩繁，曾国藩都以为“过虑之词”，提出使臣人才可“物色”、“保举”，“储以备用”，派不派“权仍在我”。“纵或有一二不能专对之臣，亦安知无苏武、班超、富弼、洪浩者流出乎?”后来清王朝的出外使节，果然人才辈出。开拓传教是外国人在已经订约允许传教的基础上，要求扩大传教范围。曾国藩认为，“目前各省郡县，多立教堂，业已拓之，无可再拓”，可答应随时行文保护他们的教，而不必另订条约。以上数端，曾国藩认为：“其害稍轻，不特不与力争，并可有求立应。”“或者至诚所感，易就范围”，“愚臣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①
        从上述“可行”、“不可行”，“力争”、“立应”等截然不同的主张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思想迁就之中有原则性，坚定之中有灵活性，而诚、信、争、和四字方针的运用，则因时因事而有所区别。

二  “羁縻”的外交思想

        曾国藩四字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是“羁縻”。“羁縻”就是笼络，即面对列强，妥为应付，保持和好关系，争取时间，以图自强。自强不可能一蹴而成，需要一个相对的长时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羁縻”的外交思想，应运而生。
        关于曾国藩“羁縻”的外交思想，前人早有论述。张裕钊的《濂亭遗文》说：对于“海疆事变”，“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故，是以国注也；不修备而始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对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张裕钊所谓“怀柔”，也就是“羁縻”的意思。李鸿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对曾国藩的治国之道，有总结性的两句话：  “内图自强，外羁縻之”，说的就是“羁縻”的外交思想。
        羁縻外交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有它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清王朝从乾隆鼎盛后期起，一代不如一代，政治腐败，国库空虚，兵不堪用，民不聊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外侵略势力纷至沓来。道光二十年(1840)四月，曾国藩授翰林院检讨，开始步入仕途；五月，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了中国近代史耻辱重重的扉页。曾国藩平步青云的时空，亦即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的时空。咸同年间，经过对太平军和捻、回连续十几年，蔓延十几省的战争，国势每况愈下，外侮与日俱增。对于这种空前未有的危机，朝野上下，震惊惶惑，无以为计，曾国藩也不例外。所不同者，他的危机感更深更重，并从“华夏独尊，天朝至上”的迷梦中惊醒，感到“救国”乃当务之急。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中外实力悬殊，和列强硬碰，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如他在办理天津教案的奏折里，这样分析形势：“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侥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实难尽备。”“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断不能激各国之公忿，使彼协以谋我，则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如果我们不是戴着有色眼镜而是实事求是研究历史，就应该承认曾国藩的分析是切合实际的。曾国藩之所以具有魅力，之所以值得研究，就在于他不仅把形势看得清楚，而又不因这种极其不利的形势而颓唐沮丧，而苟且偷安。他的对策是“自强御侮”。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使彼之所长，我尽有之。”看起来寥寥数语，其内涵和实践可不简单，这就不难理解他的“羁縻”外交了。
        曾国藩的自强之道，分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对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采取引进西方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措施，这就是史学界所称道的“洋务运动”。不过，曾国藩所推行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只能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施行，不能在整体上、从根本上改变清王朝的腐败政治。，
        改革(内修政事)和开放(洋务运动)是“自强”的两条腿，交替运行；而“羁縻”的外交，则是“两条腿”运转自如的保障。这三者互相结合，是审时度势，揆量己彼，表面上应付，彀子里准备的办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国家，要生存，要反弱为强，舍此恐别无良方。

三  影  响

        从曾国藩去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一直和曾国藩生前一样，处在动荡不安，急剧变化之中，而内忧外患、国难深重的局面则一直未变，外交舞台上演出的一直是退让妥协的悲剧。所以人们常说，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深受曾国藩外交思想影响，和曾国藩一脉相承。这话，也对，也不对。
        首先，是曾国藩“羁縻”外交思想的影响造成其后七八十年间屡次丧权辱国的外交悲剧吗?不是!如果八国联军之役中国打
        赢了，还会有《辛丑和约》、“庚子赔款”吗?如果“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得日本鬼子拢不了边，中国还会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吗?都不会吧!应该说是这几十年间的国情注定了外交能软不能硬。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是适宜“羁縻”外交的气候和土壤，而非“羁縻”外交造成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弄清了因果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近代中国屈辱的外交史，原因是老话一句——弱国无外交，不能归咎于曾国藩。
        第二，袁世凯为了复辟称帝，出卖祖国；汪精卫叛国投敌当汉奸，这两个人怎么能与曾国藩相提并论?范文澜判曾国藩为“汉奸、卖国贼”，一锤定音，独领“风骚”几十年，那年头谁敢说个不字!可是，有识之士心里是不以为然的。一个真正：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人是决不会这样看的。
        第三，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是曾国藩一手提拔起来的接班人，李鸿章与曾国藩一脉相承，毋庸置疑。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是“外须和戎”，在他几十年的外交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和”字方针。有人说李鸿章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是有道理的。由于他屡次代表政府和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李鸿章的形象历来就是屈膝投降的卖国贼，令人痛恨!但是，如果我们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揭开历史的面纱，就会如同发现曾国藩不是汉奸、卖国贼一样，对李鸿章也将另眼相看，因为：
        (一)李鸿章认为，保持和局，以图自强，“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与曾国藩一模一样。限于篇幅，举他《复何筱守制军》书中一句话以说明：“明是和局，阴为战备”。
        (二)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也是洋务运动的实干家。先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练兵训武；继而创建北洋海军。曾国藩当年“勤远略”的远大理想和晚年规划未来海军的宏伟蓝图，李鸿章初步付诸实现。他又先后开办矿务、交通、纺织等等，加强国防力量，裨益国计民生。这些成就，是中国近代史上饶有生机的一页，亦即曾国藩“自强御侮”思想的实践和发展。
        第四，蒋介石很崇拜曾国藩，想学曾国藩，还要求他的僚属、学生和子弟学曾国藩，显然，曾国藩的外交思想对蒋介石是有影响的。30年代，谭日峰著《湘乡史地常识》有这么一句话：“后世不少追慕曾公而学曾公的(“曾公”指曾国藩——笔者注)，可是因袭封建思想，昧于世界潮流，藉着一两种小的德目，作虚伪的标榜，那就不免毫厘之差，而有千里之失了。”谭日峰这里所说的就是蒋介石。
        咸丰十年，清军江南大营溃灭，苏州、常州不守，面临所谓“江浙糜烂，不堪收拾”的局面。屋漏偏遭连夜雨；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热河，谕令曾国藩派鲍超率军北上驰援。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奏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指定一人统兵北援，一个月后因和议成作罢。此次北援虽未成行，对曾国藩却不啻一次严峻的考验。他明知南北(即内外)不能兼顾，但“若不赴君父之难(即国家大难)，则既诒后日之悔，复惧没世之讥，成败利钝，不敢计也。”① 历史往往有相同或相似的情况。1931年，蒋介石正以全力在江西“剿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下令不抵抗，坐失东北三省。这与曾国藩对待“北援”一事的态度截然不同。
       我认为，软弱、妥协是曾国藩“羁縻”外交的表象，“羁縻”配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期“自强御侮”，才是它的实质。
       (本文作者：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双峰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