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塾授徒，以传授《五经》、《四书》为主要内容，是我国自春秋以来两千多年的教育方式。唐朝开科取士，便形成了由馆塾到科举的教育体制。读书人“十载寒窗”(有的几十载甚至一辈子)，“一举成名”(极少数而已)，便能当官管百姓。宋、明兴起书院，容纳的生徒远远超过馆塾，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仍无异于馆塾，只不过是馆塾的扩大而已，不能视为学校。这种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一直延续到晚清。生徒长大成熟了，一部分成为老师，又将他们所学的传授给年幼、年轻的生徒，代复一代，周而复始。即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莫不为了传统文化的承续。就这样，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连绵不绝。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改科举，兴学校，才改变这种延续两千多年的教育模式。

曾国藩的教育改革意识

        曾国藩是科举制度的宠儿，因科考如愿而青云直上。他深受儒学熏陶，以道统自任，极力维护传统文化，并认为必须以传统文化教人、救世、治国。   

        但是，清朝科举考试规定的“八股文”(又称“时文”)、“试帖诗”，格律极严，对学子个性的发挥和思想的开拓有很大的制约性。而且这种诗文是专门应付科考的，考过之后，即弃而无用。对此，曾国藩是有所不满的，因而不愿子弟在这方面虚度时光。只要子弟好好读书、做人，不必定要做官。如《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说：  “至甲三(笔者按：甲三即纪泽)读书，天份本低，若再以全力学八股，试帖，则他项学业必全荒废，余决计不令其学作八股也。”^⑴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深感科学落后带来的民族危机，青年学子应学习科学，急起直追。科举制度不合时代潮流和实际需要，有害无益。他在家书中又说：“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至要至要!……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 ^⑵

曾国藩大倡“经济”学风，影响教育

        教育和政治是密切关联、互为因果的。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和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王朝政治的腐败性、落后性暴露无遗，从而也暴露了教育体制的陈腐。在曾国藩之前，不乏有识之士倡言教育改革。如龚自珍(1792—1841)主张废除科举，广开言路，培养人才，学习西洋“奇器”的制造。林则徐(1785—1850)主张向西洋学习，改革教育内容。魏源(1794—1857)力主改良教育，废除八股、试帖，提倡“经世济用”之学。但是，他们的主张都没有实现。

    “经世致用”，简称“经济”之学，含义很广，包括政治、社会、天文、地理等各种科学，意欲用中国固有的经、史学问，解决这些实际问题，与现代的“经济”一词大有区别。本来，清朝学风，承袭宋、明学问之道，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门，研究的都是经、史，但主攻方向不同，各立门户，各成流派，互相攻忤。临到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烧到眉睫的时候，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进来横冲直撞的时候，那些沉缅于“义理”、“考据”、“辞章”的书呆子，个个束手无策。曾国藩对“经世致用”极表赞同，大力提倡、推行。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日目为朱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日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⑶ 在这里，他特意加上“经济”一科，予以倡导。由于曾国藩位高望隆，门生、部属，四方文土，沛然景从，“经济”文风学风蓬勃发展。教育受其影响，讲求经世致用。可以说，经济之学的兴起，是教育改革的先声。

洋务运动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

        洋务运动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以富国富民、图强御侮为目的，引进西方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运动，与教育改革相辅相成。

         1、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者纷至沓来，只会“之乎者也”的中国官员无法和他们打交道；搞洋务运动，也非通外国语言、懂外国文字不可，为适应这种需要，洋务派首先在京师办起“同文馆”，接着在上海、广州办起“广方言馆”，招生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成为新型的学校。

        2、为了熟悉外国人擅长的技艺，以图自强，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设立“学馆”，由华衡芳、徐寿、徐建寅和聘请的外国人合作，翻译各种外国书籍。1868年，他在《新造轮船折》中奏道：“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根。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字杆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于翻译甚为究心，先后订请英国伟烈力、美国傅兰雅(傅兰雅实系英国人——笔者注)、玛高温三名、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⑸ 到1909年，江南制造局共译书159种，计1075卷。

         3、在翻译馆成立之前，容闳建议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一所兵工学校，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要外国机械和外国工程师。曾国藩便在上述奏折中提出：“拟俟学馆(笔者按：即翻译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1869年10月，上海广方言馆并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翻译馆附没的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才的新型兵工学校。影响所及，“水师学堂”、“陆军学堂”等各种新型学校，在曾国藩死后刁；久陆续涌现。

        4、选派幼童出洋留学，是容闳的教育计划。但是，怀壁十年，处处碰壁。同治九年(1870)五月，他有机会将这个计划向曾国藩和盘托出，希望得到曾国藩的支持。本来，曾在三年前就从江苏巡抚丁日昌口中知道这件事，而且深以为然。但久居官场的曾国藩不得不考虑，设立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州广方言馆尚且遭到顽固派的坚决抵制和舆论的大肆抨击，如今要“华夏独尊”、“天朝至上”的大清帝国派学生到“外夷”去学习，其阻力之大，怎堪设想!因此，三年来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在他的脑际考虑，而不曾提出。此次经丁日昌、容闳一说，他表示将全力促其实现。经过深思熟虑，同年九月，他向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上奏折，委婉曲折，以俄国本无轮船，彼得大帝化妆到外国去学得船艺，嗣后其世子又到英国去学习数年，卒使俄国的船炮与英、法并驾齐驱为例，提出派遣聪颖子弟到西方学习的建议，“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⑹，接着扼要说明选派留学幼童的具体办法。这份奏章，果然获得清廷原则上的同意。但困难还很大，曾国藩几次上奏说明此举的重要意义，又争取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李鸿章。他们再三计议，会衔具奏，清廷终于批准他们的全部计划。1872年8月，中国第一批留学生30名由陈兰彬率领，登轮驶向美国。这时候曾国藩已离开人间几个月了。

       曾国藩推行的教育改革，与洋务运动密切相关，为洋务运动服务；而洋务运动又是教育改革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兵工学校造就了中国第一批技术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新式学校的涌现，直接冲击着延续二千多年的教育体制，使科举制度归于废除，授徒馆、塾也随之绝迹，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正如容闳所说：“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遗泽，勿忘所自来也。”^⑺

        2、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引入西方文明，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有难以估量的作用。李鼎芳说：  “曾国藩之事业，影响后世至巨者，为吸收西方文化，即借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也。”“曾国藩之思想实质虽极保守，然见他人之长，即勇敢而不惑，遂开清季洋务运动之先声。”^⑻ 梁启超则认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⑼

        3、选派学生赴美留学，开中国学生出泽留学之先河，不但造就了大批人才，如詹天佑、吴仰曾、薛友福、唐绍仪等，更重要的是风气为之大开，自19世纪初到如今，中国出外留学人数之多，地域之广，实由此而起。这对于供应祖国迫切需要的各种人才和交流中西文化，影响至为巨大。容闳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成为定局时，情不自禁地写道：“至此，余之教育计划，方成为确有之事实，将于中国二千年历史，特开新纪之先”。“故文正虽未亲见其结果，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⑽

        曾国藩死后，洋务运动继续发展，使中国迈向现代化，同时，西方文明猛烈地冲击古老而脆弱的大清帝国，形势所需，潮流所向，清帝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进行改革，史称“戊戍变法”。其中改科举，废八股，各地设中、小学堂，京师设大学堂的决定，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教育改革。

        戊戌变法之所以产生，有多种原因，我们不能尽归为教育改革之功于曾国藩。不过，如上文所述，洋务运动对教育全面改革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不容抹煞。再说，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尤其梁启超)大都极力推崇曾国藩，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戊戌变法，又何尝不受洋务运动的影响?正如大家所说：“曾国藩和他所倡行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非仅教育改革而已。矛盾的统一：“中体西用”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传统文化的卫道士。正如李鼎芳所说，其思想实质是极为保守的。从主张“隆礼”，实行“礼治”、“德治”以医治人心，挽救世风到倡导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文明，推行教育改革，说明他不同于顽固保守派，能看清形势，知己知彼，因时而变，因事而变，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但是，不难想象，曾国藩“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一个矛盾重重、复杂艰巨的思想斗争过程；而中西文化的矛盾也是必然的、显而易见的。那么，他是怎样统一这些矛盾的呢?他的主意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取用我所需要的、有实用价值的西方文化。这个主意，成为洋务派一以贯之的原则。后起的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诠释为“有中西之长，无中西之短”。^⑾

       个别史学家对“中体西用”持批判态度，认为“中体西用”是一种“功利主义”，只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机巧”、  “技艺”、“算术”，而不向西方文化的广度和纵深发展，研究其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情况以至风俗民情等等，效法他们的长处，急起直追，赶上时代。因此，他们认为以曾国藩为首的洋务派所进行的开放、改革，是狭隘的，象“小脚女人走路”，成效不大。对于这种批判，我持不同的看法。

        l、曾国藩敢于冲破两千多年封闭的藩篱，进行开放改革，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就是人们常说“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曾国藩之所以值得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从这个意义说，曾国藩倡导开放改革的影响是首要的，成效是第二位的。上述批判者以为成效不大，而大多数史学家则认为成效显著。对此，本书其它篇章也有所评说，不赘述。   

        2、从曾国藩、左宗棠以至张之洞等洋务派人物，都只是汉族大臣，推行每一项新政，都会遇到顽固、守旧派的抵制阻挠，都必须经过朝廷的批准。试想，建立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和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等等“小脚女人”式的道路之艰难困苦，则对西方文明作更广更深的研究，进而在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改革，岂是他们的权能所能为?

        3、中华民族有悠久的传统文化，守住这个根本，兼学西方文明的长处，徐图自强，这个原则应无可非议。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中国特色”，不就是对外有所选择的“中体”吗?

注释：

(1)(2)《全集·家书一》第285、292页

(3)(4)《全集·诗文》第442、443页

(5)《全集，奏稿十》第6093页

(6)《全集·奏稿十一》第7133—7134页

(7)(10)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3、91页

(8)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出版(

9)梁启超：《饮冰室全集．文集一》第124页，中华书局版

(11)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第149页，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