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7日，是父亲陈器之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日。时光飞逝。父亲离开我们快五年了，这五个春夏秋冬，他那诚挚坦荡、谦谦君子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回顾父亲的一生，我感慨万千。父亲是一名优秀共产党员，教育家，一代名师，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先生，是文化名人，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奉献一生，始终心怀家国、情系教育，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以赤诚之心浇灌桃李芬芳，一辈子丹心育人，常怀“愿得此身长报国”的赤子之心，用生命书写教育报国的诗篇，用爱心与智慧点亮学生成长之路，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父亲的人品与事业，风范长存，他的身上闪耀着一位教育家的光芒，彰显大师风范。父亲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高尚的育人品格、严谨的治学精神，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是一盏指路的明灯，为我引领人生航向，是我的人生导师。

家国情怀

1977年10月21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公布，消息传来，考生和家长们从田埂、从车间、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向我的家，我家的宁静从此被打破。他们涌向我的家，就是要父亲补课，辅导功课。大家都知道父亲水平很高，名气很大，都希望得到父亲的指导，父亲对待学生非常热情，来者不拒。从恢复高考开始，父亲的全部时间、精力和智慧就是培养学生，不停地上课，指导辅导，接待家长，我家从此成了招待所、教室、学生活动场所，天天门庭若市。父亲名气越来越大，很快就名震湘中，每天来我家找父亲的学生和家长也越来越多，父亲工作也越来越繁忙，父亲还是一如既往非常热情地接待大家。那些学生年龄差距悬殊，水平差距也悬殊。国家已经十年没有组织高考，这个考试怎么考、考什么，谁也不知道，就都来找父亲，问父亲。

父亲对学生关怀备至。坚持因材施教，认真指导辅导学生功课，补课，批改作文，释疑解惑，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秉持有教无类的教育公平观，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父亲不仅指导学业，还很关心学生的生活。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老百姓生活水平很低，父亲经常帮助学生，常留学生和家长在家吃饭、住宿，我家招待费开支很大。

父亲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是指导填报高考志愿。父亲水平很高，又很有经验，学生和家长都非常信任他。那时候信息闭塞，可没有互联网可查询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更没有辅导机构。无数的学生就是通过父亲的指导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和专业。每年填报高考志愿期间，我家更是门庭若市，俨然一个高考辅导机构，如果要收咨询费、补课费，我想我家那时早就发财啦。

父亲后来担任校长，工作更加繁忙，家里来客也更多，也更多元化。这时不光是学生和家长了，还有社会各界人士，例如县委领导和县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县内外很多兄弟学校来学习取经。他们有时是在办公室，但也经常来我家。学生和家长也更多元化，有很多慕名要来名校读书，家长们各显神通找到父亲，其中有不少是省城来的。父亲这时的身份是：高中著名语文老师、校长、社会知名人士，大家不管是因公因私，都很愿意与父亲交往，纷纷跑我家来，我家俨然成了办公室、会议室。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母亲是医生，救死扶伤，经常也有很多病人、家属来我家，急病患者经常是半夜敲门，母亲也是非常热情地接待病人、家属，来者不拒，提供各种帮助。学生、家长、病人、家属，不停地出现在我家。有种说法是，教师和医生是最能体现爱与善的职业，我父母分别是教师和医生，我感慨万千！

父亲还要回复大量学生、家长来信，大多是咨询学习、高考的，他都一一回信予以解答。回复来信也占了父亲不少时间。大家要知道，这种信可不是现在的Email，是要通过中国邮政邮寄的，要贴上8分钱的邮票（当时大约正好是买一个鸡蛋的价格），放进绿色邮筒，这是要花时间的。这种绿色邮筒现在还遍布大街小巷，只是很少有人再往里面投入信件了。

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后，父亲变得异常忙碌，舍小家为大家，聚天下英才而教之，一腔热血，激情澎湃，全心为学生，以国家教育大业为重，以一颗赤诚之心、奉献之心投身党的教育事业，将培养学生视为天大的事业，始终把学生放在首位，为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奉献毕生心血和才智。这就是父亲的家国情怀。“忧国不谋身”，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父亲舍小家为大家，我们家的生活受到影响，尤其是我的学习受到严重影响！我很羡慕班上其他同学都有个宁静的家。我不知道才智超群的父亲为什么会疏忽这一点。

父亲最可贵的品质是无私，凡是熟悉我家情况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会有异议吧。他拥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经常帮助学生、朋友、同志，但从不利用关系帮我，经常说要我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常常教导我必须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丈夫理想和抱负，这不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最崇高的品格和精神风范吗？是父亲深厚的家国情怀的又一生动体现！

谦谦君子

父亲秉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君子之风，是谦谦君子，具有很多优秀品格。父亲对党忠诚，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热爱祖国，为人耿直，对学生、对同志与朋友，从来都是坦诚相见。他心里始终充满了阳光，这阳光温暖了自己，也温暖了学生、同志。坚决拥护改革开放，为改革开放鼓与欢，经常说实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作出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父亲师德师风高尚，为人师表，最直接的体现当然就是深爱着他的学生。父亲与学生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他桃李满天下，毕业后的学生遍布在各个领域工作，很多学生一直与父亲保持密切联系。这些不需我来讲、来写，也不宜我来讲、来写，由他的老学生们来讲、来写是最合适的。我只讲这么一个插曲：2016年4月，父亲80大寿，毕业多年的学生们在著名的华天大酒店为父亲举办隆重的生日庆祝宴会，老学生们排着长队为父亲敬酒。

乐观向上。父亲这个年龄的知识分子，很多过去都遭受过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父亲也不例外，但他无怨无悔，只是感慨浪费了十年时间。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有了机会和平台，开始拼命工作，只争朝夕地工作，争取为党的教育事业多作一份贡献，过去的人和事就不要去计较，要面向未来，勇往直前。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有从政的机会，他最后还是失之交臂，父亲虽然深以为憾，但还是淡然处之。父亲身体一直很好，但晚年也免不了有一些老年病，有时还相当严重，医生多次要求他住院治疗，但他总是拒绝，总说“我哪里有时间住院”“住院了工作怎么办”，乐观地对待自己的病，并说自己做了很多好事，病会自己好起来。

乐于助人。父亲很爱帮助学生、同志、朋友，甚至包括一些不熟悉但需要帮助的人。他经常利用自己的人脉帮助人，更在经济上帮助人。父亲是全才，有经商头脑（顺便说下，父亲这点远超过我，我学也学不会），理财能力很强，眼光敏锐，甚至可说下过海、是下海的人，赚了不少钱，为他做好事、帮助人打下了经济基础。父亲还常与我讲要有经济基础才能更好地帮助人的道理。说孔子并不反对经商，他的门人端木赐就是卫国的著名大商人。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把他与最得意的门人颜回相提并论。子贡对扩大孔子的影响，起过不小的作用。《史记·货殖列传》评论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与子贡具有深厚的师生情谊。孔子有时也以商品自喻，如“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还说鲁迅先生收入很高，为他的斗争打下了经济基础。

重情重义。父亲经常看望自己的老师。他高中毕业于著名的长郡中学，后来经常去看望那里的老师，说当时的长郡师资水平很高，父亲不光是长于文史，数理化成绩也很好，他说是长郡的老师帮他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基础。多年前的一天，他突然问我，知不知道著名歌唱家张也，他今天去长郡看望了张也的外公，就是说张也的外公是他高中老师。后来我关注了张也，她与我同龄，比我小一岁。父亲与他的大学老师、著名语言学家、《尚书》学家周秉钧教授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20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父亲经常去岳麓山看望周老，常彻夜长谈。周先生仙逝一周年，父亲饱含深情写了纪念文章《琐忆》（载钱宗武、蒋冀骋主编的《周秉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父亲每次去看望老师，必提礼物。有次他途经某地，得知他的一个老师住在附近，本想去看望，但因为没提前准备礼物，不好空着手去，只好作罢。

忧国忧民。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就期待中国早日繁荣富强，国强民富，老百姓过上小康日子。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父亲有时也很忧虑。那时候农民负担很重，父亲总是为农民鸣不平，希望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他看到一些农民朋友一生勤劳，但还是贫困，很难过。他总是为平民说话，关注穷人，情系弱势群体，希望实现“藏富于民”。2005年前后国家取消农业税，父亲高兴得手舞足蹈，经常说：农业税这种“皇粮国税”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延续了2600多年，现在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真是了不起。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度评价国家的扶贫脱贫攻坚政策。反对收入差距悬殊，父亲认为收入是要拉开差距，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当然要不得，但现在差距过大也很不好，尤其是有些差距并不是勤劳导致的，他经常说要勤劳致富，不能搞两极分化，要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那时国有企业经营困难，1998-2000年的国有企业3年改革脱困，有些国有企业破产、改制、重组，不少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买断，父亲忧心忡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早已融入父亲的一生。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全面重返世界经济舞台，父亲欣喜若狂，说国门正式向世界敞开，对外开放正在改变中国、影响世界，中国一定要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学问要有国际视野，搞经济建设也要有国际视野。

学问精湛

父亲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家学渊博，国学功底深厚。我祖父熟于经书、史书，父亲从小跟我祖父受读。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又接受良好的中学教育，尤其是以万里挑一的难度考入长郡中学读高中，要知道那时考长郡，比现在的莘莘学子考长郡难多啦。当时的长郡师资水平很高，名师荟萃，群星璀璨，长郡的老师不仅帮助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基础，还帮他打下了扎实的理工科基础。父亲不光是长于文史，数理化成绩也很好。

父亲读大学时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爱好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成绩优异，又幸运地得到他的老师周秉钧先生的指导。父亲多次与我说，大学学习期间，他经常在周秉钧先生家里请教，他所住学生宿舍距周先生家一华里，兹录父亲《琐忆》中的一段话：“我每次都是一个人偷偷地去请教，没有任何同学发觉，在先生家里，也没有见到任何同学和老师。那里清静极了。先生在一间简朴的书房里接待我，热情而又详尽地解答问题。他讲得很传神，有时站起来，以手势助兴，反复强调说：‘这个问题，你会终生不会忘记的。’我们接触多次，先生从不谈国事，也不发怨言。困难时期，他家里堆着很多南瓜，我说：‘老师喜欢吃南瓜。’先生说：‘南瓜营养丰富。我出身农家，南瓜和我打了一辈子交道。’毕业前夕，我去辞行，多可喜亦多可悲。我说：‘在老师几年的教育下，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很好，所考课程均获优秀。’先生站起来说：‘我当年考武汉大学是百里挑一，你也是百里挑一了，可贺可贺。’我却向先生诉苦：‘成绩与分配并未联系在一起，人的成就一半在命运。’他沉思良久，然后说：‘要相信，总有用得上的时候。’”（参见《琐忆》，载钱宗武、蒋冀骋主编的《周秉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大学毕业时，父亲已打下扎实的学术基础。毕业后，业余之暇，孜孜不倦地温故知新。正如周秉钧先生在《孟子通译》序言中所言：陈君“废嬉游，弃名利，不避酷暑，不畏严寒，长期辛勤，学业大进。”父亲有近1000万字的个人著述（远超过我，我得继续好好努力），主要著作有：《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大中华文库·楚辞》（合作者李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系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分册）、《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方10所大学曾用为教材）、《历代诗词曲千首精译》（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双峰春秋》（主编，全书共9卷，湖南人民出版社）。父亲的学问，既有旧学之源流，又有新学的气象。

周秉钧先生认为父亲的《孟子通译》很有特色，在序言中写道：“陈君喜读高邮王氏、长沙杨氏的书，深深受到他们治学风气的影响，这本书的注释就是用虚实交会的方法写的。虚实并重，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在译文方面，这本书采取原文和译文逐字对译的方式，比通常的意译要严谨些。这种方式对了解古今汉语词义和语法的差异很有益处，对初学古代语言的人尤其方便。现在翻译古籍，意译的居多，对译的少见，对译的方式很值得重视。逐字对译，这是它的又一特色。这本书的注释虚实并重，采用了前人许多宝贵意见；这本书逐字对译，显示了古今语言的异同。无论是孟子研究者，或大专院校文科学生、中学语文教师、广大自学青年，都能从中得到益处。”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就藏有父亲的《孟子通译》一书。那时我在北京读研究生，有次在北京图书馆读书，偶然看到书架上有《孟子通译》，暑假回家告诉父亲，他开心地笑了。

父亲经常与我说，《孟子》的文章流畅犀利，气势磅礴，其刻画之精细，议论之精到，善于运用比喻说明问题，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孟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司马迁到韩愈、苏轼，无不以它为学习古文的典范。我是读着父亲的《孟子通译》学经济学。孟子主张社会分工，分工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孟子对分工的深入认识在中外古代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虽然他没有使用“分工”这个近代经济学术语。孟子在与农家许行的弟子陈相辩论时阐发了他的分工思想。这里摘引孟子与陈相反对并耕的一段对话，借此探索他如何认识分工的必要性。

孟子问：“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陈相答：“然。”

问：“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答：“否，许子衣褐。”

问：“许子冠乎？”

答：“冠。”

问：“奚冠？”

答：“冠素。”

问：“自织之与？”

答：“否，以粟易之。”

问：“许子奚为不自织？”

答：“害于耕。”

问：“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

答：“然。”

问：“自为之与？”

答：“否，以粟易之。”

问：“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问：“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参见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176页）

父亲向我解读说这一段话清楚地论述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农夫既没有厉陶冶，陶冶也没有厉农夫，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是公平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孟子反对许行的并耕论，对许行的批评是有力的。农家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代表，他们反对剥削，同时也否定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体现了一种更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孟子与陈相的这一段对话应该是古代论述分工问题的最早文献，要我熟读背诵这段话。

父亲进一步讲述，孟子不仅明确分工的必要性，还能认识到分工的利益。孟子提出“通功易事”，说：“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参见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页）。所谓“通功易事”，就是分工合作，互通有无，也就是交换，这里清楚地说明了所谓“通功易事”即交换的功用和必要性，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利益。交换可使农民以自己多余的粮食、妇女以自己多余的布帛，去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产品，而木匠和车工可以自己的产品从你那里换取吃的，“通功易事”无论对工匠还是农民都是有利的。

父亲还经常讲到恒产论也是孟子的独特经济观点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拥护私有财产制度的理论，强调财产私有的重要作用。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参见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参见《孟子通译》第35页）。这里所谓“恒产”是指恒久不变的财产，长期拥有的财产，主要指土地财产。孟子认为人们长期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民没有恒产国家是治理不好的。人民之所以“放辟邪侈”，是由于无恒产所致。人们有恒产之后，不致流离失所，然后国君可以推行仁政。因此孟子主张“制民之产”，给民以“恒产”。他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参见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孟子理想的恒产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参见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恒产论”的提出，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我也读着父亲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学经济学。该书共入选各种文学体裁精品近800篇，包括了各类大专院校中文专业及文秘专业的全部必读作品。《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节选了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序》，这是一篇表明司马迁经济思想的论文，是我重点学习的内容之一。父亲说司马迁是史学之父，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开创了一个治史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典范。如果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记载经济活动的先例，对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不知要遇到多么大的困难，特别是对古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父亲要我一定精读《史记·货殖列传》，并循循善诱为我讲解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司马迁对人性的认识是他社会经济观的出发点。他在《货殖列传》开篇就提出了人性问题，认为人们不会安于现状，无所追求：“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陈器之主编：《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上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这段话强调了人性难以扭转。他的结论是求富是人的本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是社会经济自发运转的动力。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经济自由，不主张人为的干涉。他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陈器之主编：《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上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这是体现司马迁经济放任思想最有名的话语。司马迁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因之”，也就是“善者因之”，我们可称之为“善因论”。但是他并不认为“因之”是唯一的，一定的“利道（导）”、“教诲”、“整齐”，也是需要的，主张有条件地使用，坚决反对“与之争”，表明了他对官营工商业政策的不满。司马迁进一步认为，社会生产各方面、各地区会自发地分工合作以彼此满足其需要，他列举了一大批各地生产的动物、植物和矿物产品的名单：“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陈器之主编：《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上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这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均须“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陈器之主编：《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上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但是，农、工、商、虞四者出而从事生产和流通活动，绝不需要政府“发征集会”来强制完成，会自发地形成，“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具有自发的调节机制，“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货殖列传》，参见陈器之主编：《中国历代文学精华译注（上册）》，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父亲还要我多读《管子》一书，说《管子》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典籍，先秦经济名著，是一部论述我国封建国家经济问题最为全面、内容最为丰富的著作，全书有三分之二以上篇章都涉及到社会经济，有二十余篇更是集中论述经济问题，这在先秦诸子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管仲，颍上（今属安徽省）人，史称管子，一代名相，春秋初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他在齐国任相达40年之久，辅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父亲经常说孔子十分推崇管仲的功绩，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是齐国的光荣，是齐国几百年来家喻户晓的名人。《管子》一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堪称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在先秦诸子中，远非他书可及。《管子》“号称难读”，“简篇错乱，文字夺误，不易董理”（郭沫若《管子集校叙录》）。汉初以前，《管子》是一部很普及的读物。战国末期，该书已传播很久，《韩非子·五蠹》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西汉时期，《管子》继续受到普遍重视，贾谊、晁错、桑弘羊等政治家都读过《管子》，司马迁也自称曾读过：“《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诸篇，并称“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史记·管晏列传》）但是汉代以后，由于儒家思想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管子》遭到极大冷落，长期被淹没，鲜有读书人攻读。近人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撰《管子集校》一书，汇集了历代数十家校释成果中的精华。《管子》中最长的一篇文章是《侈靡》。近代最早发现《管子·侈靡》篇杰出的经济思想的学者是章太炎。郭沫若也曾著文指出“《管子·侈靡篇》，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篇具有特色的相当重要的文字”。

父亲不是学经济学的，但是娴熟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能娓娓道来，充分证明父亲学问精湛，知识渊博。我不治经济思想史，但我能在湖南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课堂上游刃有余地讲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深受学生欢迎，这在经济学者中并不多见。我也做点这方面的研究，去年年初《经济学家茶座》邀请我撰写卷首语，既然是卷首语，就不同于一般文章，我不假思索地想到了《提振消费与<管子>消费思想》的题目（参见《经济学家茶座》2025年第1期，总第97辑）。这些均得益于父亲当年对我的指导。父亲经常与我说，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极富特色，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辉，对现代经济学说和经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作用，我们一定要重视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提炼优秀成分，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以古鉴今、经世致用的借鉴功能。父亲的这些认识是很正确的，超前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正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泉。

我与父亲一直有合作计划，撰写一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书，他负责古文，我更多的是写经济思想与理论，但这些年一直是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们的学术合作没有进入实质性阶段，是一个大的遗憾。

父亲学问精湛，著作等身，学贯中西，主要原因当然不外乎两个：一是他天资聪颖，有过人的天赋，各科均优秀，不仅长于文史，也长于理工科；二是他的勤奋，他是有名的拼命三郎，一生勤奋耕耘，笔耕不辍，朝乾夕惕，焚膏继晷，他的常态是工作到凌晨，即使到80多岁高龄每天仍坚持工作12个小时以上。父亲购买了大量图书，家中藏书很多，他去世后，我整理处理他的藏书，后来家中藏书是用卡车运走的。

父亲学问精湛，学识渊博，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常规的读报，父亲坚持天天读报，也有条件读报，那时候我家堆满了各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参考消息》《湖南日报》，父亲工作很忙，但再忙也要挤出时间读报，我也跟着读。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养成了天天读报的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近50年了，后来我每天坚持读四份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湖南日报》，去年院党委主要领导看到我这么爱读报，特意又赠送一份《长沙晚报》给我，以资奖励鼓励。近50年天天读报，对我的学术之路产生重要影响，我受益良多。当年各种报纸堆积在我家里，占用了不少空间，我“因祸得福”，养成了近50年天天读报的良好习惯。

点评学人

父亲喜爱点评历史人物、文化名人，这一点与我在北京读书时的导师很相似（参见拙文《京城遇名师》，载《经济学家茶座》2025年第1期，总第97辑）。何况点评文化名人本身就是学问，论学评人，很能感受贯穿父亲一生的学人本色，这么说这也属于文章的上一部分“学问精湛”，是学问精湛的自然延伸。

湖南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出了许多大人物，父亲自然如数家珍，经常点评。近代的湖南，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省份。湖南在中国历史舞台占有特殊地位长达一百多年，中国近代史上湖南所涌现的军事家、革命家、改革者之多，居中国诸省之冠，湖南人在近代史上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这里仅谈谈父亲对湖南学人的点评，以体现父亲的学人本色。

父亲讲得最多的大学问家是杨树达，主要原因是两点：第一，杨树达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史学家，致力于古汉语语法、修辞、金甲文字以及汉书等古籍的研究，造诣极高，陈寅恪赞誉杨树达：“当今文字训诂之学，公（杨树达）为第一人。”第二，父亲是杨树达先生的再传弟子。周秉钧先生师承杨树达，父亲师承周秉钧先生。杨树达为周秉钧先生的代表作《尚书易解》（岳麓书社，1984年11月版）作序，序言撰写于1950年8月27日，并且题写书名，序言的首句话是：“1946年秋，周君秉钧来任教于湖南大学，既相见，未几，以所著《尚书札记》示余。”周秉钧先生后来为父亲的代表作《孟子通译》作序，非常直接的师承关系，这就是学术传承、薪火相传。周秉钧先生还是《杨树达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是唯一的一个副主任，主任是杨伯峻先生，他是杨树达的侄儿。周先生经常与父亲讲杨树达。杨树达，字遇夫，号积微，晚年更号耐林翁，湖南长沙人。1898年，十三岁考入时务学堂，成为学堂最年轻的学生，师从梁启超，与蔡锷是同班生。1905年赴日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后归国，入湖南教育司任职，从此结束学生生涯。他长期在教育部门供职，履历丰富，或在湖南教育司、教育部这些教育管理机构，或任中学教员，或任大学教授。1913年，即民国二年，任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16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在此期间，与同在这些学校任教的徐特立相识，成为志同道合的学术朋友。1920年11月去北京，任职教育部，1921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国文教师，1926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任中文系教授，在北京工作长达十七年。1920-1937年在京十多年，杨树达得天时地利人和，是杨树达一生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平均每年出版一部著作。1937年返湘，任湖南大学教授。他从湖南走出，又回到湖南，把学问带回湖南。1953年，湖南大学取消文、法学院，改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以说在学术上为湖南人争得荣誉。父亲经常说杨树达在语法学、修辞学、训诂学、词源学、文字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古文献学、经学等诸多领域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著有《中国修辞学》《词诠》《古书句读释例》《汉书窥管》《积微居金文说》《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三十余种著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并在学术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二十年多年前，我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时还在学校图书馆大厅见到过杨树达的《盐铁论要释》，当时我很激动，自豪之情顿生。毛主席与杨树达是好朋友。徐特立与毛主席是师生关系，好友，杨树达与徐特立也是好友，他们三人均是好友，父亲经常点评他们三人的学问与友谊。

父亲还常谈及大学问家蒋廷黻，主要原因也是两点：第一，蒋廷黻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民国时期杰出的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第二，蒋廷黻是湖南邵东市人，离我们家乡仅几十华里，很多年老一点的人都知道蒋廷黻。1912年赴美求学，后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归国，应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教授，并担任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奠定了南开大学的史学基础。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此期间改革清华历史系，建立了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他当日所提携、培养的弟子，有许多后来术业有专攻，成名成家，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师从于他。1935年，蒋先生不顾众多友人的阻拦走上政坛，以书生从政，先后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职，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被誉为“国士无双”实不为过。所著《中国近代史》，原为《艺文丛书》之一，起草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五、六月间，被誉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全书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叙述到其时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将近百年的史事浓缩在短短五万七千余字的篇幅里，全书立论平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在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受到普遍重视，是那时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在这本小书里，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该书问世八十多年来，在海峡两岸风行不辍，不愧为一个时代的经典。父亲告诉我，说蒋廷黻就是我们家乡人，才华横溢，可惜弃学从政，为官为学两遗憾，其学术才华不为世人所知，现在的年轻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很陌生，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蒋廷黻都是大名鼎鼎：在学界，他是著名历史学家；在政界，他是著名外交家。父亲当然也高度评价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说这是作者1938年在汉口短暂赋闲时期撰写的，仅花了短短两个月时间，这本小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篇幅虽小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经典，学术含量很高，全书深入浅出，好读也耐读，充满真知灼见。改革开放以来，兴起了《中国近代史》的出版热潮，有很多个版本。父亲还告诉我，与蒋廷黻同乡的还有一个何廉，他是留美回来的经济学博士，创办了南开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被誉为民国时期与马寅初并列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只可惜解放前夕去了美国，后来大陆年轻一点的学人就不知道他了。

父亲与我讲得最多的两个大学问家就是杨树达和蒋廷黻，说他们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常教导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像他们那样做学问。

父亲还常谈及《辞海》主编舒新城，说他是著名教育家、出版家，是湖南溆浦县人。民国17年，舒新城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邀请，任《辞海》主编。民国19年起，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全力主编《辞海》，并于民国25、26年间分别出版了《辞海》上下册，成为中国现代较完备的辞书。1957年秋，他提议重新修订《辞海》，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同年9月，毛主席在上海接见舒新城，勉励他在中华书局设立部，以先修订《辞海》为基础，然后再搞百科全书。次年春，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舒新城任主任委员。他希望修订《辞海》完毕，摸索到一些经验之后，继续一部五千万字、十卷本的小型百科全书。父亲立志于编写《双峰春秋》，也受到舒新城编《辞海》、计划编百科全书的影响。舒新城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近代中国留学史》和《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是他的两部代表作。

父亲常谈及我们家乡方圆仅百余里地明清时期的两个大思想家：王夫之、魏源。王夫之是衡阳县人，人们称之为船山先生。他隐居著书四十年，17世纪中国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著述宏富，达百余种之多，存世七十余种。陶澍早年极为推崇王夫之，说王夫之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王夫之主张重农抑商，他把商人看成是小人中的“巧而贼”者，他说“商贾者，王者所必抑”。但是，主张抑商不等于否定商业的积极作用，他又极力赞美商贾，说“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这是抑商与安商两种互相矛盾态度，是他兼具传统思想和时代启蒙思想的反映。他在一定程度上主张自由放任、听民自为，还主张开放盐的流通领域，允许商人自由买卖。王夫之还十分重视价格机制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父亲评论说王夫之这个思想对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工作、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湖南省现在还办有百年老刊《船山学刊》，该刊创办于1915年8月，现在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去年是《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为纪念创刊110周年，第4期办了“船山学研究”专刊，载有十篇文章，我看了看这些文章，质量均上乘。去年11月9日，还召开了《船山学刊》创刊110周年暨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船山学刊》为船山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在邵阳市火车站广场上还树立一座很大的魏源铜像。魏源是中国近代初期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知识渊博，著作很多。他与龚自珍交好甚厚，时人并称龚、魏。魏源和林则徐有长期友谊，他的《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的。父亲常与我谈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论，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初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魏源在中国近代新思潮发展的道路上，起到了开一代新风的作用。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

这几个湘籍学人、思想家，他们的出生地基本都是位于湘中、湘中西部，离我们家乡均不远，有的很近，甚至近在咫尺，例如蒋廷黻出生地离我们家乡仅几十华里，他们对我们当地人产生的影响更大。这些学人、思想家，我祖父也经常点评，与我讲他们的大学问与思想。

这里我还要提及一下父亲对体育人士的点评、关爱。父亲爱下围棋，我也下点，但我下不赢他。我们共同的一个话题就是聊围棋，点评棋手。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的代表性人物，上世纪80年代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11场连胜的壮举，让他名扬天下，他的影响力跨越围棋界、跨越国界、跨越时代，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名人，在全国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围棋热潮。1988年，中国围棋协会授予他“棋圣”称号，是中国棋坛唯一的棋圣。父亲经常是边下围棋边讲聂卫平。我深深地记得，聂卫平多次来长沙下棋和指导围棋工作。聂卫平是1985年7月首次到长沙下棋，后来又在1987、1990、1994年等多次来长沙，据说来过湖南48次。那年代我们谈论得最多的围棋手无疑是聂卫平，也常聊到陈祖德。陈祖德是新中国培养成长起来的第一代围棋手，著名九段围棋手，三次全国围棋冠军获得者，也是新中国围棋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他写了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超越自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一部长篇传记文学，书中生动记述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以及中日两国围棋手友好往来的情况，刻画了众多的我国和日本围棋高手的鲜活形象。全书真挚感人，表现了一个优秀运动员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及他对祖国、对事业的无比热爱和真诚。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读书时，陈祖德还来过学校下棋、讲棋，我也参加了。

点评人物体现父亲博学和远大的理想与抱负，也激励我奋发图强。以上人物对我的学术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杨树达和蒋廷黻，父亲经常勉励我要像杨树达和蒋廷黻那样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国情专家

说父亲是个国情专家，朋友们可能会惊讶，会说陈器之老师怎么会是个国情专家，与国情专家怎么都不相关，那就让我来摆事实讲道理，一一道来，他不仅是个国情专家，而且还是个高水平的国情专家。

父亲跑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走遍了双峰县所有村，既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深入千家万户，用脚步丈量民情。我当了教授20多年，也跑过不少地方，但湖南省还是有很多县市没有去过。父亲的一个愿望是，要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以利国利民，甚至有志于像民国时期陶孟和先生那样创办一个社会调查所。说要像柳青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真正掌握一线情况、一手资料。他每到一地，总是走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做调查研究，看、听、问，与农民、低收入阶层交朋友，与他们拉家常、算细账，在寻常巷陌里捕捉真实的生活。他做调查研究的特色是细致入微地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然后科学地分析和研究。他经常说，只有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到最真实的民情，经常教导我，说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是我们做学问的根本方法。

父亲还常引经据典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说司马迁就重视到各地进行调查和访问。司马迁二十岁时为了给写史书作准备，开始漫游天下名山大川，足迹遍及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在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他35岁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侍从汉武帝封禅巡行。他一生游览了国内广大地区，作了大量调查访问。《史记》的伟大成就就是他的天才条件与他深入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书本上没有的生动资料的产物。

父亲说毛泽东同志很长于调查研究，也很重视调查研究，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他的许多调查研究名篇对中国社会作了深入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之作。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县作调查，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是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值得我们学习。父亲常说到毛泽东的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还常讲陈翰笙在治学过程中高度重视资料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陈翰笙于20世纪30年代进行广泛的农村经济调查，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创举，其范围、时间、影响都是空前的。在1928-1934年的6年时间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社会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挨家挨户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他们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

父亲非常了解农村，是个高水平的“三农”专家，始终密切关注农村改革进程，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关切之情。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四川农村冒出了“包产到户”，父亲很高兴，说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希望，并预言这种包产到户将走向全国。果然，随着邓小平表态对“包产到户”的支持，“包产到户”从局部地区发端，短短几年就迅速扩展到全国所有省份，形成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成为农村改革的主流。看到农民朋友能吃饱饭了，父亲开心地笑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飞跃式发展，父亲说这是中国一股新兴的、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2005年，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描绘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美好图景，父亲高度评价这“五句话、二十个字”。新时代以来，我们打赢了脱贫攻坚战，父亲称赞这是我们党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党的扶贫政策真英明！高度评价我国的水利事业，说建国以来水库修得很好，我国是世界上水库数量最多的国家。

父亲非常了解农村，再举一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个永州农民朋友来我家，父亲与他聊了几句，问了一下他在家里做些什么事，他回答后，父亲不假思索地说：“你家去年收入是5000元”，永州农民朋友愕然。

父亲也深入工厂调研，关心工人生活，密切关注国有企业改革，认识到国有企业改革比农村改革要复杂很多。改革开放初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方针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国家以扩权试点为突破口，进行了以扩权、减税、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企业改革，先后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经济责任制、两步“利改税”等改革措施，使企业开始拥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对于这些改革举措，父亲都有自己的认识与看法，认为这些改革举措是“摸着石头过河”，方向是对的。20世纪80年代中末期到90年代初，广泛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初期，果然不负众望，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扭转了由于利改税导致的利润下降的局面，对企业和职工利益的激励作用是比较明显的，经济效益一般都好于非承包企业。父亲看到了这种现象，肯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好办法，富有生命力，但也敏锐地看到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直至企业职工各方面的阻力，国有企业改革难以继续深化，承包经营责任制难以完成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任，不能在根本上解决企业活力问题。后来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父亲对早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充满信心。这些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父亲也有自己的认识，说这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面，有旺盛的生命力。

父亲认为中国国情是中国历史加中国现实，只了解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优秀的国情专家必须既懂中国现实还要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历史或中国历史知识不丰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高水平国情专家。父亲对中国历史娴熟，加上他跑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综合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熟悉和掌握，父亲对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是很深入的，就实际水平而言，父亲是高水平的国情专家。

父亲还有很多优秀事迹、优秀品质、才华，例如具有优秀的领导才能、经商才能、演讲天赋、热爱体育，因时间和文章篇幅的关系不能一一写出来了。纪念文章写到此，父亲的两项杰出业绩：教育事业上的巨大成就和文化上主编《双峰春秋》，我并没有作直接评价，因为评价这两项杰出业绩我不是合适人选，他的课堂是校园一景，但最有资格评价父亲教学上的巨大成就的人选，无疑是他的老学生们；评价《双峰春秋》，无疑是他的合作者和读者，例如娄底市政协李志和先生就比我有资格得多。

我“学不如父”，父亲各方面都强于我，就是下个围棋，我也总是下不赢，我形式上、表面上强于父亲的只是运气好，碰上了好时代，年纪轻轻就在京城名校拿了个博士学位。

父亲是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践行者，他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他似蜡烛，如春蚕，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党的教育和文化事业，无怨无悔。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父亲的一生，正是这样的真实写照。父亲虽已化作星辰，离我们远去，但他的崇高风范与精神品格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如同一座温暖的精神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将永远怀念他，他将永远激励我前进。云山苍苍，江水泱泱，长者之风，山高水长！

展望未来，我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就是继承他的精神，发展他的事业，进一步努力工作，对党忠诚，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安心教学，潜心学术，静心育人，深入基层一线做调查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继续坐冷板凳，为国家培养更多的高层次人才，为中国高等教育多做贡献。

作者：陈乐一

责编：杜斯律

来源：双峰县融媒体中心